清明刚过，大伯走了，享年六十岁。村里人送葬时议论纷纷：“陆青山这一辈子，无儿无女，连个暖被窝的人都没有，来人间就是走个过场。”可我却记得大伯临终时那个笑容——嘴唇微微上扬，浑浊的眼睛里闪着光，像是看到了什么美好的东西。
大伯的灵柩停在堂屋正中，父亲和两个叔叔跪在两侧，眼睛红肿得像熟透的桃子。我望着大伯的遗像，那张饱经风霜的脸在黑白照片里显得格外安详。香炉里的三炷香袅袅升起青烟，恍惚间，我仿佛又看见大伯坐在老槐树下，给我们几个小辈讲古经的模样。
“川子，去给你大伯磕个头。”父亲哑着嗓子唤我。我跪在蒲团上，额头抵着冰凉的地面，眼泪终于决堤而出。爹给我讲的大伯的一生，像放电影似的在我脑海中一幕幕闪过。
1980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。那年大伯才十五岁，却已经辍学在家帮着奶奶操持家务。爷爷在小叔出生那年被山上滚落的石头砸中，连句遗言都没留下就走了。奶奶一个人拉扯五个孩子，实在不容易。
展开剩余87%“青山，把药给娘端来。”奶奶唤着大伯，咳嗽声像拉风箱似的，一声接一声。大伯端着熬好的药汤，黑褐色的药汁在粗瓷碗里晃荡，映着他那张稚气未脱的脸。
“娘，趁热喝。”大伯扶起奶奶，她刚喝两口就剧烈咳嗽起来，药汁溅在大伯洗得发白的布衫上，洇开一片深色痕迹。
我爹——那时才十二岁的陆家老三，忙跑过去给大伯帮忙。
那天夜里，奶奶把五个孩子叫到床前。昏黄的灯光在土墙上投下巨大的黑影。“青山啊……”奶奶枯瘦的手紧紧攥着大伯的手腕，“娘不行了……你是老大，以后这个家……就交给你了……”
十五岁的大伯跪在床前，额头抵着床沿，肩膀抖动。二姑才十三岁，已经哭成了泪人；我爹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出声；十岁的四叔和七岁的小叔懵懂地站在最后，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
三天后，奶奶下葬了。村里人凑钱买了口薄棺，葬在了爷爷旁边。那天飘着细雪，大伯穿着单薄的棉袄站在坟前，雪花落在他乌黑的睫毛上，化成水珠滚下来，分不清是雪水还是泪水。
“大哥，我明天不去上学了。”葬礼后的晚上，我爹蹲在灶台前小声说。灶膛里的火光照着他稚嫩的脸，眼睛里却有着超乎年龄的成熟。
“胡说！”大伯正在补小叔的棉裤，闻言针尖戳到了手指，血珠立刻冒了出来。他把手指含在嘴里，含糊不清地说：“你成绩最好，必须读下去。”
“可是……”
“没有可是！”大伯突然提高了声音，把正在打瞌睡的小叔惊醒了。他压低声音说：“我明天去矿上看看能不能捡些煤块，二妹在家做饭，你们三个该上学的上学，该干嘛干嘛。”
第二天天不亮大伯就出门了。他背着个破麻袋，踩着积雪往十里外的国营煤矿走。矿上的保安见他年纪小，挥着棍子赶他：“小兔崽子，又来偷煤！”
“叔，我就捡点煤渣，家里实在没烧的了……”大伯佝偻着背，声音里带着哀求。保安看他冻得通红的脸和单薄的衣裳，终于摆摆手：“去后头煤渣堆那儿捡，别往矿区走！”
大伯在寒风里捡了一天煤渣，手指冻得失去了知觉。傍晚回家时，他的麻袋里装着半袋煤渣和几块拳头大小的煤块。二姑赶紧生火烧水，大伯把冻僵的手伸到灶口烤火，手上的冻疮裂开了，血丝渗出来，他却像感觉不到疼似的。
这样的日子持续了整整一个冬天。开春后，村里实行了包产到户，大伯带着弟弟妹妹们起早贪黑地在地里干活。他像是不知疲倦，犁地、播种、除草，样样抢在前头。夏天的日头毒，大伯光着膀子在地里干活，后背晒脱了皮，红彤彤的一片，晚上睡觉时只能趴着。
“大哥，喝口水。”我爹放学回来，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地里给大伯送水。大伯咕咚咕咚灌下半瓢凉水，抹了抹嘴说：“老三，你好好念书，将来考上大学，给咱家争口气。”
我爹果然争气，初中毕业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。可学费成了难题。那天晚上，大伯在门槛上蹲了一夜，天蒙蒙亮时，他起身说：“我去矿上干活。”
“不行！”二姑急得直跺脚，“矿上多危险啊！”
大伯笑了笑，摸了摸二姑的头：“傻丫头，下井挣得多。再说我都十八了，有的是力气。”
大伯这一去就是几年。每月发工资那天，他都会步行三十里路回家，把工资一分不少地交给二姑保管。我爹记得，每次大伯回来，指甲缝里都是洗不掉的煤灰，脸上的细纹里嵌着黑色的煤粉，显得比实际年龄老十几岁。
1986年秋天，我爹收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那天大伯破例买了半斤黄酒，给每个弟弟妹妹都倒了一小杯。酒过三巡，大伯的脸红得像关公，他拍着我爹的肩膀说：“老三有出息！毕业后就能吃公家饭！”
就在这时，村里王媒婆上门了。她拉着大伯的手说：“青山啊，刘家庄有个姑娘，人勤快，模样也周正，她家不嫌弃你家底薄，只要几十块彩礼就行……”
屋里突然安静下来。二姑紧张地看着大伯，我爹攥着通知书的手微微发抖。大伯沉默了很久，最后笑了笑说：“王婶，我现在哪有心思成家啊，底下还有几个弟妹呢……”
王媒婆走后，二姑突然哭了起来：“大哥，你都二十一了，娘在的话肯定给你张罗婚事了……”
大伯往嘴里灌了口酒：“急啥？男人三十而立，等你出嫁，我供老三、老四、老五都成家了再说。”
这话说得轻松，可谁都知道大伯在矿上干活实在不容易。
我爹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县里工作，第一个月工资就给大伯买了件呢子大衣。大伯摸着光滑的衣料，笑得见牙不见眼，却舍不得穿，一直挂在柜子里，说等“重要场合”再穿。
二姑出嫁那年，大伯已经二十六岁了。他给二姑准备了丰厚的嫁妆，把家里最好的两床被子都给了她。送亲那天，大伯穿着我爹送的呢子大衣，站在村口一直目送迎亲的队伍消失在山路尽头。
那些年，大伯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。四叔不想读书，大伯就求村里的老泥瓦匠收他当徒弟；小叔初中毕业去当兵，是大伯连夜给他纳的千层底布鞋；我爹结婚时，大伯把在煤矿赚的钱拿出来，在县城买了间小平房。
等到小叔也成家那年，大伯已经三十五了。村里人都说：“陆青山这辈子算是耽误了。”可大伯总是笑呵呵的：“我看几个弟弟过得好，比我自己成家还高兴。”
我出生后，大伯更是把全部的爱都倾注在我们几个小辈身上。记得小时候，每到夏天傍晚，我们几个堂兄弟就围在大伯身边，听他讲古经。大伯边讲边用手指灵巧地编出栩栩如生的蝈蝈笼。他讲故事时眼睛亮晶晶的，仿佛那些神话传说都是他亲眼所见。
“大伯，你为什么不成家啊？”八岁那年，我曾天真地问。大伯正在给我编草蚂蚱，闻言手顿了顿，然后笑着说：“大伯有你们就够了。”
去年冬天，大伯总是胃疼，吃不下饭。父亲硬拉着他去省城医院检查，结果是胃癌晚期。医生悄悄对我们说：“最多三个月。”
我们都不敢告诉大伯实情，可他却像早就知道似的，坚持要回老家。“我这辈子够本了，”大伯躺在老屋的炕上，望着房梁说，“你们几个都有出息，我对得起娘的嘱托了。”
最后那段日子，父亲和叔叔们轮流守在大伯床前。大伯瘦得脱了形，可眼睛却越来越亮。有天夜里，他突然拉着父亲的手说：“老三，我看见娘了，娘来接我了……”
父亲泪如雨下：“大哥，你再等等，小五明天就回来了……”
大伯却笑了，那个笑容我永远忘不了——像是长途跋涉的旅人终于看到了家的灯火，又像是辛勤耕耘的老农看到了金黄的麦浪。他的嘴唇蠕动着，父亲凑近才听清他说的是：“值了……”
大伯走的那天清晨，老槐树上的喜鹊叫个不停。父亲说，大伯是听着鸟叫声闭眼的，走得很安详。整理遗物时，我们在柜子最底下发现了一个铁盒子，里面整整齐齐地收着我们几个小辈的乳牙、成绩单，还有一张泛黄的纸，是我爹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复印件。
出殡那天，村里来了很多人。王媒婆抹着眼泪说：“青山这孩子，一辈子光为别人活了。”李婶叹气道：“可不是，连个摔盆的人都没有，白来世上走一遭。”
我站在送葬队伍最前面，捧着大伯的遗像，心里翻江倒海。大伯的盆本来该由我摔，是爹硬抢过去的。他们不懂，大伯不是白活一场。他用自己的一生，托起了几个家庭的希望；他用瘦弱的身体，为我们撑起了一片天。临终时那个满足的微笑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
下葬时，父亲把大伯最珍视的呢子大衣放了进去。“大哥，”父亲哽咽着说，“下辈子……换我当大哥……”
黄土一锹一锹落下，渐渐掩埋了棺木。我望着远处连绵的青山，突然明白大伯名字的含义——他就像一座沉默的山，用自己的身躯为我们挡住了风雨，却从不求回报。
风起了，纸钱漫天飞舞。恍惚间，我仿佛又看见大伯坐在老槐树下，左手捏着草叶，正给我们编一只振翅欲飞的蜻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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